东钱湖畔书声融鸟语 陶公山麓晚霞映碧波

　　□冯永之
1978年冬，我如愿调回原籍工作，被安排到宁波师范专科学校的大公分部任教。大公分部地处东钱湖畔，陶公山麓，青山绿水，白云蓝天，景色直可媲美杭州西湖，能在此美如仙境的地方居家，我们全家都喜不自胜。分部的校舍主要是东、西两座大楼。分居化学、英语两个系，我家便住在西大楼旁边一幢两层小楼里。
　　清晨在湖畔漫步，可听到英语系的学生在树下诵读英语，清脆的书声与早起的鸟儿鸣声融合在一起让人分辨不出书声和鸟语，听起来就是一曲优美的湖畔晨歌，令人心神俱醉；暮色中，在大楼旁眺望，又常见天边推出半壁彩霞，映得湖面仿佛亮起三千万盏霓虹灯，景色如画，使人几疑身入仙境。
　　不过，在此人间仙境中过日子，也不是没有苦泪。
　　当时物质生活清苦，自无需多说。出行也很不便。分部附近只有一个长途汽车经过的小站，乘车难。而我们必得常常乘车去买凭票供应的生活必需品。尤其是我每周必须去校本部参加一次教研室会议。会议时间虽只两小时，但总得花去我整整一昼夜的时间。那时从大公到三官堂校本部，必须在宁波市换一次车。中午方可到达，下午散会后，返回宁波，已无末班车可乘。又不可能找到及时入住的旅馆，只得等晚上十一时浴室打烊后，租一张躺椅过夜，第二天一早赶回大公，赶上上午的课。
　　更为艰难的，还是当时的教学工作，教师、教材都极缺。马列主义教研室初建之时，室内竟无一人有讲师职称。尤其是我担任的《中国共产党党史》课程，是一门师专从未开设过的课程。不但教师少，而且连教科书也没有。因为党史的内容在文革时期已被糟蹋得面目全非，新教材一时还未编出。我们只好远赴北京到革命历史陈列馆抄些展品的说明，到我母校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去听些课，回来参照我以前学的党史教科书编了一份教学大纲，每周再集体备课，才得上台讲课。学生只好听讲课，记笔记。缺教师、教材，一些人们对党史误解却不少。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青年运动史”的编写会议。我在会上说了一句：“毛主席年青时也曾参加过国民党，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当时旁座的一位同志听了竟惊得站了起来，瞪着我，像是怀疑我是不是神经错乱了，该不该把我“揪出来”似的。我拿出有关资料，说明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真实情况，他才笑着坐下。
　　因为教师少，大家授课的负担都很重。大公分部化学、英语两个系，每周有十六、七节政治课，常只我一人任课，有时在西大楼上了两节课，接着又要到东大楼去上课，两楼相距较远，为免迟到我只得跑步前往。一次，让路旁的村民看见，还追着问我：“到底出了啥事情？”
　　在大公分部的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但现在想来还是乐趣更多，这除了能享受湖光山色外，还因为当时工作艰苦却能够看到成绩，令人感到安慰；还因为当时同事间，师生间关系非常融洽，使人感到心暖。我们刚到大公分部，领导和马雪群老师便为我们几户新调来的教师报户口等费了很多精力。已退休了的林芷茵老师送给我家煤饼，金英叙、胡国强等老师也常给我们帮助。我老伴因病住院，想吃鲫鱼，我无法买到。杨兰珠老师知道后，特地烧了一条，还亲自送到医院。这些雪中送炭的恩情，使我至今难忘。分部两系的学生，课余也常来我家。同我以及我老伴（她那时是图书馆管理员）闲聊，彼此如同亲友、邻居。
　　几位曾与我女儿同学的女学生，更是常常光临寒舍，她们有时还帮我家做些家务事，偶尔也会在我家吃便饭，或吃饺子、年糕。1979年秋初，一夜忽来强台风，我居住的房屋瓦片都被吹飞，我们全家正在彷徨无计时，忽听得有人敲门，开门后便见十数位化学系的男学生涌进门来，他们把雨衣、被单等披在我们全家人的身上，便拥着我们向西大楼奔去。当时的风力能将人吹倒，不是他们来，我们根本不敢出门。到西大楼后，他们还腾出寝室让我们休息，却浑身都被淋湿。我当时觉得，这辈子除了我子女外，好像还没有人这样搀扶过我。
　　最使我心情愉悦的还是看到国家结束十年动乱后的迅速发展，一时百业俱兴，社会安定，人们生活不断提高，餐桌上的食物丰富；商店橱窗里的“非卖品可以不凭票证购买了；学生回到教室了；高考恢复，千万青年圆了大学梦，国家得以培养出大量人才……我们师院也不断扩展，师资、设备不断增加、提高，校本部新大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教工们的薪酬、福利、职称不断提高。全国人民都喜气洋洋，我自然也心花怒放。
　　1988年，化学、英语两系先后迁入校本部，大公分部遂撤销，我家也迁居市内，但我有时仍会去东钱湖访旧。今年春，我们全家去东钱湖踏青，但见湖山依旧，东、西两大楼早已人去楼空，楼内门窗破碎，楼外杂草丛生。尽管如此，我觉得那里仍处处留有当年师生们的书声、足迹。据说东钱湖即将打造成五星级旅游胜地，它醉人的湖光山色，未来将更容光焕发，美艳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