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宁波帮与宁波教育事业

　　专栏作者：孙善根（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
一近代宁波帮在家乡的办学活动持续进行，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办学形式与办学重点有所不同，办学规模也有所差异。
　　早在清代后期，在外经商富有实力的宁波商人就开始在家乡兴办义庄。义庄以田租、庄屋租金收入，用于救济族内贫困者，并设立义塾培养子弟读书科举。咸丰六年（1856年）鄞县商人蔡筠在县东潘火桥创办蔡氏树德堂义庄，设敦本义塾。同治七年(1868年)，鄞县人屠继烈在竹林巷创办屠氏乔荫堂义庄，附设义塾两所。1878年，镇海旅沪商人叶澄衷，在家乡庄市镇设叶氏义塾。据不完全统计，仅咸丰至光绪年间，仅鄞县一地即设有义塾73所。义塾一般设在义庄、宗祠、家庙之内，也有单独建立的。经费主要靠私人捐助，学生以同宗同族为主，也有兼及异姓近邻的。
　　1894年中国军队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严重的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热情。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思潮影响，以宁波帮为代表的宁波民间社会纷纷发起创各类办学堂特别是各类新式教育。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近代旅沪著名宁波商人严信厚等协助宁波知府程云俶创办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为宗旨的储才学堂，该校后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宁波中学前身），成为宁波本地新式学校之始。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鄞县监生石志相，“自念起家工艺，无补桑梓，慨合族之清贫，慕昔贤之义举”，先设义庄，后于义庄前建筑校舍，创办存义小学堂，共捐银19000余元。清政府曾于宣统元年建坊旌表。
　　光绪二十九年(1903)，镇海旅沪商人李征五在江北岸创办益智学堂。同年，镇海商人樊棻在镇海创立便蒙两等小学堂，用银34200余元；1910年，又捐资创办勤稼女学堂。
　　光绪三十一年(1905)，旅日华侨吴锦堂在家乡慈溪东头山购地50亩，创办锦堂学校。先后捐资达28万多银元，并相继为该校购置图书、标本、器具，后又为学校购置新升海地1206亩、浙江铁路优先股票200股计6.6万元，以其租息利息为学校常年经费，可谓用心良苦。1911年省、县教育当局对学校作实地查勘后赞美有加：“逐一履勘，委系工坚料固，名实相副，而规模之广大，设置之周妥，器具之精良，无一不臻完美，洵为浙江省各私立学堂之冠”。
　　1906年，由镇海商人方舜年倡议，方积钰等襄助，在镇海县桕墅方村创建方氏培玉两等小学堂。
　　1906年，慈溪鸣鹤乡人叶鸿年，创设敬乐两等小学堂—所(今鸣鹤镇中心小学)。开办经费除向叶氏各祀户劝募外。1914年，他感女界风气闭塞，又创办柔强女学校，一切捐办各法如敬乐，后又添设第一、第二两所单级小学。
　　镇海青峙(今北仑区)人吴吉三，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矢志在家乡兴办教育。1907年，试办新学，名为青峙学堂，自任校长。1908年，集资五千余金，新建校舍，名为七星延陵学校，并将祖产丰泰帆船出让，所得六干金作为学校经费。
　　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甬上各业相继发起创办子弟学校而引人瞩目，如城区各肉铺创设商办承志小学堂一所，议定每肉一斤抽捐二文，以充经费。尚有不敷，由各铺酌量补助。同年甬东冰业拟设明新两等学堂。当业捐资在君子营创办商业学堂一所。冰业捐资创办鄞镇实业初等庶德蒙小学堂。
　　进入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宁波商人捐资兴学之风益盛，其中光绪末年镇海旅沪商人谢天锡，捐田产房屋与里人假西方寺办求精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起谢氏独资承办，出资建西式洋房楼房5间，健身房3间，辟体育场2.4亩。到1947年统计，谢氏办学40余年，在鄞县、镇海等地先后办起以求精为名的学校10所，出资总额在国币50亿元以上。
　　1909年，镇海旅沪商人董杏荪捐资15000银元，在庄市乡老鹰湾创办轫初国民学校。1920年3月23日《申报》以《捐资兴学之获奖》为题做过报道。
　　当时甬上各大家族亦以协助当地办学为荣，竞相设立各类学校，仅镇海一地清末民初就办起樊氏便蒙、董氏轫初、叶氏中兴、洪氏尚志、方氏培玉、李氏养正、李氏敬德、虞氏述志、乌氏养中、陈氏思本等有影响的学堂。二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随后中华民国的成立，进一步激发了宁波帮办学的热情，乃至高潮迭起，经久不衰，到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期间虞洽卿、朱葆三、秦润卿、乐振葆、刘鸿生、孙梅堂、孙衡甫、徐庆云、薛文泰等近代著名宁波帮商人都有在家乡办学的经历，其中不少人更是将办学作为自己的事业竭尽心力。
　　当时宁波帮办学活动还经常受到官方的表彰。如1925年5月间，经鄞县教育局呈请，一大批本地绅商受到北洋政府学部及浙江省的褒奖。报道说：鄞县教育局前以该邑绅商张天锡等捐资助学呈省请奖，以示鼓励。
　　1916年，慈溪商人秦润卿，与李寿山、王荣卿等集资创办慈溪私立普迪小学，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1925年，因学生激增，校舍不敷，又建普迪二校于慈城北门校士馆旧址。盛时两校学生达2000人。1941年，县境沦陷，学校停办。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校恢复，修建需资千万元。秦把自己身后抚恤金提前拨付应用，坚持办学到1952年，持续时间30余年。
　　有鄞县乡贤之称的乐振葆1916年独资在家乡宝幢创办高标准的“宝林小学”，在乡村中分外注目。为培育家乡学子，规定凡本族子弟免费入学，异姓子弟家境贫困的也减免学杂费，对于学业优秀的学生，则分等予以奖励。由于乐振葆的鼎力支持，“宝林”创办几十年，成绩斐然，成为闻名遐迩的名校。
　　1917年，从事钱业的鄞县商人严康懋独资办康懋小学。镇海人李光墀、李光坫奉母曹氏命创办静德女子国民学校。
　　1918年，余姚人王昆浩捐助瑶湖国民学校银13364元，吴建昌捐助建昌国民学校银11180元，沈启渭捐助沈氏学校10874元，均获国民政府嘉奖。
　　1920年，奉化人江良通捐助锦沙小学11522元，1923年族人江良达续捐助锦沙小学11455元，均获金色一等褒章。
　　1921年，慈溪人孙宏达，捐助宏达小学11757元，获教育部金色一等褒章。
　　1922年，鄞县莫枝人李志芳和朱丰沛、朱丰浩兄弟捐资8万元，创办志芳小学。次年，鄞县人张延钟捐银创办云龙高等小学校。
　　1923年，有上海钟表大王之称的鄞县商人孙梅堂出资16299元，创办启贤国民学校。
　　据鄞县、余姚、慈溪、镇海、奉化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自1909年至1923年捐资兴学千元以上报请政府褒奖的74人，其中万元以上的15人。
　　1926年，鄞县商人陈圣佐捐资10、4万元重建陈氏翰香小学。上海纱业巨子、鄞县古林人俞福谦捐办“福谦小学”。
　　30年代前后，宁波一地民间办学继续高潮迭起，期间除个人或数人捐资办学外，还出现了以团体力量举办的学校，如著名的正始中学，1931年8月由鄞县公立中等工业学校校友会筹资创办附属初级中学，许多宁波商人踊跃捐资。1934年，该校高级部奉令改归省办，附设初中改为私立正始初级中学。
　　1933年，慈溪县政府拟创办慈溪县立初级中学，得到秦润卿等宁波帮人士大力支持，该校不仅得以迅速成立，而且很快发展成为浙东一座著名的学府。当年就学于该校的袁上岳认为：慈溪县立初级中学实际上县经费仅占三分之一，大半靠秦润卿先生为首募集支持。三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宁波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教育事业也遭受重大挫折。宁波商人尽管处于困境中，仍多方施以援手，使许多学校得以维系，甚至有新办学校者。
　　1942年，鄞县旅外人士翁心梓联络社会名流在宁波城区创办中原学校。1943年，横溪栎华小学校董杨抚生向学校捐资36.75万元。次年，沪商任水阳在家乡韩岭购房10余间办义城小学，且承担学校经费。1941年4月宁波沦陷后，镇海中学被迫停办，次年曹峰、周维新等借霞浦小学校址恢复县中。慈溪普迪学校、慈溪县立初级中学于宁波沦陷后，在秦润卿等支持下，化整为零，迁到乡下坚持办学。
　　1938年，旅沪奉化商人竺梅先及其夫人徐锦华，为抢救因战火而流浪街头的孤儿，在奉化县东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初创时，募款5万元，后竺、徐从自办实业中陆续捐款25万元，负担600多名孤儿的全部生活、教育费用达5年多时间。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宁波复兴教育事业成为社会重建的重要一环。而当时政府财力严重不足，难以对教育进行有效的投入。为此社会各界特别是宁波帮商人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捐资修复旧校或新办学校，或捐赠良田房屋，以维永久，或资助贫寒师生。宁波帮商人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的努力，有效地地克服了经济等方面的困难，使战后宁波地方教育事业较快恢复，甚至有所发展。
　　1946年5月，董正丰向鄞南董家跳崇德学校捐田40亩，获教育部一等奖状，同时该校创办人董文荣及旅沪同乡董庭瑶等负责经常费。
　　1947年，仅鄞县一地战后办学著名者就有旅沪巨商陈庆兆向善卫乡武陵代用中心国民学校捐2.5亿元及民田200余亩，作为学校基金。善卫乡王远海独捐20亿元国币在乡里建校，陈嘉财捐资3500万元给塘碳孔文小学，横溪黄如良捐资1亿元，并会同当地人氏筹集基地20余亩扩建正始中学校舍。当时，捐资1000万到1500刀元获教育部金质奖的有塘碶乡的丁允寿、丁方坤、张守真、朱永年，天然乡的陈隆缘。捐资500万元到900万元获教育部银奖的有塘碶乡的丁德甫、丁贻表、丁钦泰、丁惠炳、丁孝秋、盛若年和陇明乡的陈锡礼、陈明诚等。四办学活动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事业，近代宁波帮办学活动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成功，在于得到了以新式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的支持。近代商人与知识分子是推动宁波近代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两大力量。
　　首先宁波商人在经营实践中，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而他们通过与外人的交往或在海外的实地考察，又使其对教育与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的内在联系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如“五金大王”叶澄衷长期从事五金业，与洋人打交道，晚年痛感早年失学之苦，早在1872年，即捐3万银元在家乡庄市创办叶氏义塾对族中子弟进行免费教育，并惠及同乡子弟。后发展叶氏中兴学校。由于师资优良，设备齐全，闻名遐迩。现在享誉海内外的邵逸夫、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叶谋遵等宁波帮人士早年都曾在此求学。叶澄衷还在上海于1899年创办第一年由中国人自己兴办的“西式学堂”———澄衷蒙学堂，培养出以胡适、竺可桢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
　　其次，接受了新式教育又主要在宁波本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本土知识分子大多认同教育救国的思想与先乡后国的理念，具有改造地方社会的强烈愿望与乡土情节，而教育是他们认为是改造地方进而建设家乡的最佳也是最易着手的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宁波，除普通国民教育外，堕民、孤儿、妇女等特殊社会群体的教育问题也受到宁波帮商人高度关注。浙东宁绍两府，旧有丐户堕民群体，其子弟虽有才智而不得上进。对此，鄞县旅汉商人卢洪昶呼吁特旨开放堕籍。光绪三十年(1904)，朝廷颁旨准奏，宁绍两地堕民遂得以脱籍。尔后，卢氏又筹巨资，联合陈训正等创办三所学校，招收堕民出籍子弟。卢氏此举，获得社会舆论的高度赞扬。
　　20年代前后，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四明贫儿院及镇海、慈溪、奉化、余姚等县孤儿院先后发起成立，且无一例外地都是由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出资设立。
　　1947年4月，吴兴籍聋哑人章春坡创办鄞县私济喑聋哑学校，校址孝闻街131号林氏宗祠内，得到王文翰、周大烈等绅商大力支持，学校建立校董会，负责筹募经费。是为宁波特殊教育之始。
　　在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宁波近代教育得以发展与进步的重要原因在于宁波帮为代表的民间办学的广泛开展。在商人主办的学校中，十分注重教育与实业、社会的结合和协调发展，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如重视英语、教学实践环节。同时将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引入到教育领域，如民国时期宁波许多学校都设立校董，对学校的重大决策负有全部责任。这是宁波商人根据企业的投资制度与西方教育的某些成例所建立的教育投资制度，它实际上是商人自发组织的教育慈善基金会，而不是绑在某个企业或个人身上的负担，因而学校不会以企业或个人的兴衰而起落，从而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